中新网7月31日电 贵州省贵定县联合调查组于7月31日发布通报，就媒体报道的洛北河伴漂服务事件作出回应。据悉，7月30日有媒体曝光该县相关现象后，贵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连夜组建专项工作组，成员涵盖文旅、公安及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迅速展开核查处置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贵州山水清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漂流项目运营方，与贵州喀吡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即客服视频号认证主体）此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策划推出夏季漂流文旅产品。然而在实际落地过程中，相关企业未能严格履行合约条款，擅自增设伴漂服务项目，由此引发不良社会反响。该事件充分暴露出贵定县在旅游市场监管层面存在薄弱环节与治理盲区。通报对此深表歉意，承诺将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全面铺开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对各类违规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障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涉事漂流运营公司已被责令立即停业整顿，后续处理将视公安机关深入调查结果，依法依规推进落实。

酷暑时节如约而至，炽热骄阳之下，泳池与水上乐园便成为大众纳凉消暑的人气之选。然而，许多人心中隐隐担忧：水池中的水质是否洁净？会不会招致疾病缠身？今夏戏水，务必提防以下几类“泳池常见病”。

其一是眼部感染。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具有极强的接触传染性和迅猛的扩散速度，病毒可经手部、毛巾、水体等多种载体迅速蔓延。同时，沙眼衣原体亦能在泳池水源中传播，引发感染。

其次是皮肤类疾患。细菌感染所致的脓疱疮，一旦皮肤破损，接触后即可传染；而如脚气、灰指甲等浅层真菌感染，则常通过公用拖鞋、毛巾等物品悄然传播。

再者，耳部炎症也不可小觑。在卫生不达标的池水中畅游，若不幸呛水，细菌或霉菌便会随水流进入咽鼓管，形成由内而外的逆行感染，进而诱发耳部不适。

此外，消化道传染病同样需要警惕。游泳过程中，呛水难以完全避免，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原体便可能借助池水进入人体，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

那么，如何迅速判断泳池水质是否达标？每年盛夏，各地卫生监督执法机构都会对公共泳池展开卫生专项检查，重点检测池水中的游离性余氯、pH值及浑浊度等关键指标，这些均是衡量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除此之外，市民还可借助“五看”法，快速评估泳池的卫生状况。

一看卫生许可证。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经营者须将卫生许可证置于营业场所的醒目之处，供公众查验。

二看量化分级等级。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识中，A级代表卫生条件优秀、管理规范到位；B级表示状况尚可；若为C级，则暗示存在卫生隐患，需提高警惕。

三看水质检测公示。经营者应每隔四小时自行检测池水，并每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实验室分析；无论是自测数据还是年度检测报告，都须在显眼位置向公众公开。

四看更衣室环境。更衣区域若整洁有序、无杂物堆积，通常反映管理细致；反之，则说明卫生维护存在疏漏。

五看池水本身。步入泳区后，先观察水色是否澄澈透亮，能否一眼望穿池底，同时注意水面是否有漂浮异物。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分享了一个简便小妙招：用手轻拍水面，激起的小气泡若能在10至15秒内迅速消散，便表明池水的氧化杀菌能力处于良好状态。

夏日畅游之际，除了关注泳池卫生，个人防护同样不可或缺。入水前，应先沐浴全身，清除汗液与油脂——这些分泌物若与水中氯元素结合，易对皮肤产生刺激。游毕后，建议立刻冲洗身体，并用棉签轻轻拭干耳道。同时，佩戴泳镜是保护双眼的有效措施，务必牢记。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的门诊大厅里，66岁的华贯丹身着一件醒目的红马甲，每逢周三便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这里，投身志愿服务已达十四个春秋。对她而言，这里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无数老年患者踏入医院大门后遇到的第一份温暖依靠。

“很多上了年纪的病人面对智能手机常常手足无措，预约时段看不清，自助设备的操作更是一头雾水。还有一些从乡下惴惴不安赶来求医的老人，往往还没见到医生，就先被这些繁复的流程拦在了外面。”华贯丹这样描述她每天目睹的场景。

当下，医疗体系正全面拥抱数字化浪潮，线上挂号、自助预约、扫码签到等智能手段无疑让就医变得高效便捷。然而，这些本应带来便利的技术，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令众多老年人难以跨越的“数字高墙”。

或许正是因为对同龄人那份茫然与无措感同身受，华贯丹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在门诊最前沿，以银发之龄服务银发群体，用细腻的同理心和十足的耐心，为老年病患开辟出一条温暖顺畅的就医之路。“每周三我清晨7时45分到岗，一直忙碌到下午四点。不过平日里只要医院志愿者人手不足，我也会随叫随到。”她坦言，当初投身志愿服务的初衷，不过是退休后不愿虚度光阴，想趁着身体尚健，多为他人尽一份心力。

在她看来，医院里的志愿服务绝非简简单单的指路答疑，它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应急本领。“医院会定期组织培训，像糖尿病识别、低血糖应急处理、急救操作流程，还有院内的紧急响应代码，这些知识我们都得熟练掌握。”长期扎根门诊一线，华贯丹早已对老年患者的就医习惯了如指掌，也由此摸索出一套专为长者量身打造的暖心服务模式。

“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确实需要更多时间，但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心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愿意尝试学习自助挂号，我就会陪着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教；也有的实在学不会、或者压根不想学的，我便耐着性子反复叮嘱，尽力帮他们办妥一切。”华贯丹说，对待老人，最要紧的就是多一分包容，多一分等待。

除了日常导诊和协助长者使用智能设备外，扎实的专业训练还让她多次在门诊突发的紧急状况中从容应对。今年年初的一个清晨，距正式上岗还有二十来分钟，院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一位患者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时我刚好就在旁边，来不及多想，立刻按下应急按钮，触发院内的999急救预警。”华贯丹回忆道，警报一响，安保人员迅速联动，医护人员也闻声飞奔而至。与此同时，她冷静地疏导周边人群、清空急救通道，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短短几分钟内，患者便被顺利转运至急诊接受救治。

十四年如一日的一线值守，细致入微的观察加上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让她总能在危急关头稳住局面。除此之外，她还主动承担起带教新志愿者的工作，悉心帮助大家熟悉院区布局和就诊流程。

在门诊大厅里，像华贯丹这样的银发志愿者不在少数。黄依雯和程爱武两人的志愿服务生涯都已走过十五年，累计服务时长超过4000小时。“病人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就是我最大的慰藉。”今年73岁的黄依雯坦言，这份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患者的认可和助人带来的快乐，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比拟的精神满足。如今，她打算再坚持两年，完成自己的“第二次退休”。

58岁的程爱武则表示，家人的全力支持是她坚持公益之路的最大底气。“我丈夫本身就是医务人员，特别理解看病的难处，一直都很支持我。孩子从小跟着我一起参与志愿服务，耳濡目染间也早早懂得了乐于助人的道理。”

十多年来的坚守，日复一日地答疑引路、帮扶照料，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洋溢着细小而温暖的善意。这群银发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依托于浙大二院“广济之舟”志愿服务联盟这一平台。作为浙江省内首家医院志愿服务联盟，经过十五年的深耕细作，目前联盟注册志愿者已超过7500名，累计服务时长突破66.2万小时，惠及患者达2707万人次。

当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相互交织，老年群体在就医时面临的数字鸿沟与陌生焦虑，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民生问题。而这群志愿者以“银发助银发”的独特互助模式，凭借同龄人之间的同理心、岁月积淀出的耐心以及多年不变的坚守，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数字化医疗中的人文空白，也让那些原本冰冷的智能流程，多了一丝触手可及的人间温情。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社会发展太快了，不让老年人被这个时代遗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华贯丹如是说。

“别看太多电视，不然脑子会坏掉”——这句日常劝诫或许并非危言耸听。最新科学研究揭示，长时间盯着荧屏，可能对大脑健康带来不容忽视的隐患。

一项于今年7月10日刊登在《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期刊上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年阶段热衷于看电视的人群，其年老后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往往会出现缩水。研究发现，这类人群的额叶与枕叶体积显著减小，脑白质的受损程度亦更为突出。而这些结构性变化，恰与衰老加速、卒中风险上升、认知功能衰退乃至痴呆症的发生存在密切关联。

“过去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坐多久’上，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坐着时在做什么’同样值得关注。”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文理学院的David Raichlen如是说。耐人寻味的是，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脑部变化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久坐本身。其他类型的久坐活动并未展现出相似的脑部特征，这暗示着人们在静坐时从事的具体活动，其重要性可能远超科学家以往的认知。

该研究团队对约1700名平均年龄53岁的成年人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受试者于1987年至1989年间加入“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RIC）项目，这是一项以美国人群为样本、长期追踪心血管与脑部健康的权威研究。

在研究初始阶段，受试者需通过“从不、偶尔、经常”三级选项，如实汇报自己在闲暇时段的电视观看频率，并说明工作日中久坐的大致时长。二十余年之后，科研人员为这些参与者逐一进行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令人警醒：相较于自称“从不”或“偶尔”看电视的人，那些承认“经常”看电视的受试者，其大脑结构呈现出全面而显著的差异。

具体而言，频繁观看电视者的大脑中，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病理改变有关的区域体积明显缩小；脑白质中高信号病灶的面积则更为庞大——这是脑小血管病变的典型征兆，亦被视为认知退化和痴呆风险的重要信号。与此同时，他们的额叶与枕叶也较他人更小：额叶主导着规划、决策及各类执行功能，而枕叶则是视觉信息处理的中枢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研究者在统计模型中同时校正了体力活动量、糖尿病史、体重指数、吸烟及饮酒等混杂因素，上述差异依然显著存在。

不过，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局限。由于电视观看频率依赖参与者的自我陈述，难免存在回忆偏差，其精准度无法与客观测量相提并论。此外，受试者在研究启动之初并未接受基线核磁共振检测，因而未来若能引入起点影像数据，将有望更精准地追踪大脑随岁月流逝而发生的动态演变。

整个研究中最出乎意料的发现，莫过于久坐本身并非大脑异常的主因。数据显示，那些在工作中需要长时间坐着的人，其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更大的趋势，脑白质高信号区域也相对更少。这一模式说明，这些人的大脑健康状态甚至优于那些看电视久坐的人。

研究人员推测，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许多久坐型职业往往伴随着问题解决、深度专注及多元形式的智力刺激。换言之，当人们在精神活跃的状态下静坐，其对大脑的影响或许与被动地盯着电视截然不同。

此外，性别差异也在分析中浮出水面。当科研人员按性别分别解析影像数据时，发现与电视观看及久坐工作相关的大脑结构变化，绝大多数集中于男性受试者中。这一现象暗示，男性的大脑可能对这些行为相关的影响更为敏感，但背后的具体机制，仍有待未来更深入的探索。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久坐行为的复杂性，更提醒我们：未来的健康指南或许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医生在叮嘱患者减少久坐之余，更应鼓励他们削减屏幕前的被动时光，并在静息状态下，主动选择那些能够激活思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