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29日电（记者赵方园）当日，一封针对科伦博泰及其关联人员涉嫌商业贿赂的举报信在市场上流传开来，引发广泛关注。举报内容显示，为提升药品竞争力及扩大销售规模，科伦博泰涉嫌采取多种隐蔽手段，向医务工作者输送不当利益。

举报文件称，该公司主打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2025年终端定价为每支9399元——涉嫌每支向相关医务人员支付900至2000元不等的回扣。相关款项疑似借助虚开餐饮、交通及会议发票的方式，从公司财务账目中套取资金，再以现金形态分发。

此外，举报信还指控该药企借助基金会名义实施定向资助。报道指出，科伦博泰与河南阳光医疗健康发展基金会、北京大地医疗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签订所谓的学术会议劳务协议，向特定临床科室负责人输送劳务费用，累计金额据称突破800万元。文件中具体点名了数家三级甲等医院的科室主任，涉及金额从单次学术会议20万元到年度总额逾100万元不等，并特别提到部分款项以现金形式交付。

关于会议劳务费的指控，举报材料透露，该企业频繁举办线上与线下学术活动，涉嫌通过伪造签到记录、篡改会议照片、重播过往录像等手法虚报费用，并向参会医生支付远超行业常规水平的“讲课费”或“讨论费”。举报还列举了若干贵重礼品赠送案例，例如在2025年至2026年初期间，向多位知名三甲医院科室负责人馈赠科比签名球衣、茅台酒、华为最新款折叠屏手机及购物卡等，旨在维持密切的客情纽带。

除商业贿赂的指控外，该举报信亦反映医药代表在遵守医疗规范和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严重疏漏。文件声称，相关代表无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明文规定，擅自查看医生办公电脑，非法收集及汇总患者诊疗信息，并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绕过医生，直接与患者私下沟通。中新健康曾多次尝试联系涉事医药代表，但截至发稿时未获任何回应。科伦博泰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询问时表示，目前尚无官方正式表态。

根据界面新闻同日报道，科伦博泰方面回应称，举报信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公司将进一步核实举报人身份，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记者 赵方园)多家媒体披露，日本推理文学巨匠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因结肠癌离世，享年68岁。这位以《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等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毕生创作逾百部小说，其悄然陨落的同时，也让“沉默的杀手”——结肠癌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此，中新健康特邀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梁军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牛鹏飞，深度剖析这一疾患的方方面面。

结直肠实为大众俗称的“大肠”，长度介于1.5至2米之间，上端衔接末段回肠，下端通往肛门，核心职责在于汲取水分及微量矿物质，同时承担储存和排泄粪便的使命。当该部位黏膜细胞在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出现异常增殖，进而演变为恶性肿瘤时，便构成了结直肠癌。医学界将结肠癌与直肠癌合并统称结直肠癌，属于全球范围内高频出现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依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刊载于《中华肿瘤杂志》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显示，当年我国结直肠癌新增病例约51.71万例，在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率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仅次于肺癌；其中男性患者约30.77万例，女性约20.94万例。就地区分布而言，城市区域的标化发病率明显高于乡村，南部区域雄踞首位，而中部区域则位列末席。

“结直肠癌的滋生，实为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朱梁军强调，若直系亲属中有人罹患此疾，那么个体的患病概率便远高于常人。反观当下，民众的餐饮结构呈现出“三高一低”的显著特征——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摄入过多，而膳食纤维摄取严重匮乏；加之红肉及加工肉制品的消费量节节攀升，这使得发病风险被进一步抬高。“伴随生活水准的跃升，人们的饮食日趋精细，肉蛋摄入量增加，但身体活动却大幅削减，因而这类病患与日俱增。”

尤为值得警觉的是，结直肠癌正展示出两大鲜明走向：发病年龄日趋低龄化，以及初诊即处于中晚期阶段。此前，曾在《黑豹》中担当主演的美国演员查德威克·博斯曼，43岁时便因结肠癌撒手人寰，这一消息曾让无数人为之震惊。

国内多项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顺位已自2015年的第三位跃升至2022年的第二位，且发病年龄呈现出明显的前移态势。朱梁军分析称，这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高脂高热量膳食、长时间静坐缺乏锻炼、熬夜、烟酒不离手等，均在对肠道健康造成日益严重的透支。2020年公布的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中期数据揭示，在覆盖全国七大区域、19家调研中心的2299例受访对象中，高达83%的患者在初次确诊时便已步入中晚期，44%更已发生肝、肺等器官的远处转移。

“能在早期锁定结直肠癌，始终是胃肠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目标。”牛鹏飞坦言，该病自发生至发展的进程中极为隐蔽，正因如此才被冠以“沉默杀手”之名。早期阶段几乎无显著症状可言，肿瘤体积微小时肠道功能不受任何干扰，常规体检亦难以察觉。“众多患者平日里并无不适感受，直至剧烈腹痛、体重骤降等明显症状出现方才就医，而彼时病情大多已推进至中晚期，不仅疗程漫长、开销庞大，预后效果亦大打折扣。”

身体拉响的四个“警报信号”

牛鹏飞提醒大家，以下这些警示值得高度关注：

信号一：便血。在结直肠癌的各种表现中，这一症状最易遭到误判，部分便血常被简单当作“痔疮”而延误处置。牛鹏飞指出，痔疮引发的出血具备典型的“三红特征”：血色鲜红、附着于粪便表层、便后滴落或呈喷射状。而结直肠癌所致的便血则多为暗红或果酱色调，与粪便交融后形成黏液脓血便。

信号二：排便规律的紊乱。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突然变得杂乱无章，出现腹泻、便秘或二者交替进行，抑或排便后总感到“未能排净”的异样（即里急后重），且持续超过两周仍无好转，则需拉响高度警惕。

信号三：大便形状变化。粪便由圆柱形转为细条、扁平乃至“铅笔状”，这可能是肿瘤侵占肠腔空间、对粪便施压挤压所致。

信号四：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贫血、持续倦怠感或腹部疼痛。

早期筛查：极具“性价比”的防癌之道

朱梁军强调，肠镜检查现下是筛查结直肠癌最直观、精准度最高的手段，一旦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腺瘤、息肉等癌前病变，便可即时于内镜下实施切除，直接斩断癌变链条，这称得上是预防该病最具性价比的举措。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25版)》：普通人群应自45岁起启动筛查程序；高危人群则自40岁开始；而极高危人群（如林奇综合征携带者）则需提早至20至25岁。

“40岁以上的人群均宜接受一次肠镜检查，千万不要等到症状显现才后知后觉，预防与早期筛查才是重中之重。”朱梁军如是说。约九成的大肠癌源自腺瘤性息肉的缓慢演变，而这一进程通常需耗费5至10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发现并阻断它的发展。”如今，无痛肠镜（全麻状态）已大范围普及，患者可在酣睡中完成全部检查，全程毫无痛感。牛鹏飞指出，若能在早阶段发现并施以综合性治疗，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跃升至80%以上。Ⅰ期结直肠癌的5年生存率更可达到80%至90%，而晚期（Ⅳ期）患者则仅剩10%左右的生存希望。“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乃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日常生活中的预防之道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年版)》，以下几类人群属于高危对象：

1. 有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罹患结直肠癌或腺瘤性息肉病史者，其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2至3倍；

2. 个人有肠息肉或癌症病史者；

3. 患有炎症性肠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且病程逾8年者风险明显上升）；

4. 患有遗传性综合征者（如林奇综合征，终身患癌风险高达80%；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癌变率近乎100%）；

5. 长期坚持“三高一低”不良饮食、缺乏运动、身形肥胖、长期吸烟酗酒者。

朱梁军建议，科学防控结直肠癌，关键在于“管住嘴、迈开腿、摒弃恶习、及时筛查”。饮食层面，讲究荤素均衡，加大芹菜、菠菜、菌菇、粗粮、瓜果等富含膳食纤维食材的摄入，同时削减红肉、腌制、熏烤及油炸食品的进食频次。研究显示，每日膳食纤维摄取量每递增10克，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便降低约10%。运动层面，切忌长久静坐，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片刻，每周坚持至少150分钟的有氧锻炼，以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困扰。生活习惯层面，尽量做到戒烟限酒，减轻对消化道黏膜的持续刺激，同时培养定时排便的规律，如厕时不玩手机，缩短蹲坐时间。就医意识层面，一旦出现便血、腹痛或排便异常，切勿盲目按痔疮自行处理，应先前往医院查明病因，树立主动防癌意识，将肠道检查纳入常规体检范畴，力求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

牛鹏飞补充道，近年来微创手术、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不断取得突破，即便是中晚期患者亦拥有了更多治疗选项，但“早期发现”始终是决定预后成效的核心要素。(完)

中新网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赵方园）在全球胸外科领域历经十年发展之际，中国已然实现从昔日“跟跑者”到如今“并跑者”乃至部分赛道“领跑者”的身份转变。首都医科大学胸外科学系主任张毅，在2026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上接受中新健康专访时，以“跨越”二字凝练概括了这十年的壮阔征途。

这场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作为连接国内外前沿技术与诊疗智慧的关键桥梁，已持续十年之久。回溯往昔，张毅追忆道，2001年赴美求学之际，欧美国家胸腔镜手术早已臻于成熟，而彼时的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方才蹒跚起步，“当时我们是求学者，人家是传道者。”然而，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已然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我可以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国家的胸外科微创技术已与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反超。”

除技术层面之外，张毅也敏锐指出，国际协作的广度和纵深同样获得了显著拓展。十年前，中外交流多停留在“点对点”的个体层面——仅有一两位意大利或欧洲学者受邀来华分享经验。而今回眸本届大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四百余名胸外科翘楚齐聚一堂。“这已非单纯的个体切磋，而是国家与国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张毅强调，交流的议题亦早已超越手术技艺的范畴，覆盖微创外科、肺癌精准医疗、人工智能赋能诊疗、肺移植技术及围术期管理等多个前沿领域。

围术期管理同样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张毅指出，肺癌患者普遍年龄偏大，手术及麻醉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剧脑卒中风险，例如诱发房颤、血液浓缩或感染等并发症。然而，此前国内在该领域始终缺乏统一的行业共识，各地医疗机构的处置策略参差不齐。为此，张毅团队携手全国逾百位胸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麻醉科、心脏科及内分泌科等多学科顶尖专家，历时两载潜心编写，最终完成了《肺癌围术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并在本次大会期间隆重发布。

这份共识的出台，其现实意义尤为紧迫。我国目前现存脑卒中患者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肺癌术后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的总体发生率约为0.3%；然而，一旦患者合并脑梗病史、颈动脉或颅内动脉狭窄等高危因素，其发生率便骤升至4%以上，较普通肺癌手术群体高出十余倍。一旦发病，超过半数患者将遗留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严重侵蚀术后生存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围术期脑卒中以缺血性病变占绝对主导（占比高达96%），其病理机制与肺癌特有的高凝状态、肿瘤细胞栓塞、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以及肺静脉残端血栓形成这四大要素密切相关，且逾半数病例在术后24小时内即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