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坛迎来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当地时间7月29日，由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在柏林召开闭门特别会议，正式推举基民盟资深成员托尔斯滕·弗赖出任党团主席一职，以填补此前延斯·施潘辞职后留下的权力空缺。

作为德国执政联盟中的核心职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承担着统筹议会党团运作、协调党内议员配合政府政策执行，以及与执政伙伴就敏感议题进行磋商等多重职责，其政治分量不容小觑。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弗赖在当天的投票表决中赢得了高达91.9%的党内支持率，这一压倒性数字彰显了他在议会党团内部广泛的人脉与认可度。

现年52岁的弗赖拥有法学教育背景，自2013年跻身联邦议院以来，其政治履历颇为亮眼。他在2021年接手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执行干事的职务，长期浸润于党团内部的组织协调与日常运作。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落幕之后，弗赖更被擢升为联邦特别事务部长兼总理府部长，在行政系统内同样占据重要席位。

国家医疗保障局于今日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与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中，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清单。在此次目录调整的申报环节中，国家医保局累计接收基本医保目录相关申报信息共计800份，覆盖药品通用名称664个，经审查后有601个顺利过关，其中目录外药品368种，目录内药品233种，整体通过比例达到91%。与此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共收到申报材料62份，涉及62个药品通用名，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目录外品种57个，目录内品种1个，整体通过率高达94%。

值得关注的是，形式审查仅作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流程中的首道门槛，其通过结果只表明相关药品满足申报的基本条件，进而获取参与后续专家评审的资质，而绝不代表该药品已被正式纳入目录范围。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静）今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对外公布。此版目录共纳入794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合计476种，涵盖791种剂型及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种剂型与888个规格。新版目录定于今年9月1日起全面施行。当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细节进行解读。

　　作为医疗机构药品配置与使用的核心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更新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居民健康诉求不断提升，以及药品研发领域的持续突破，临床用药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为更精准地回应民众基本用药需求，对原有目录进行适当的修订与优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在发布会上透露，本次调整在药品品种层面颇具亮点：新版目录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的2种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被调出，中成药则无任何品种遭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用药的表述被统一归纳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出具体药物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的优化上，新版目录同样动作频频：新增药品品种合计增补剂型175个、规格260个；原目录内保留的134种药品也获得了剂型与规格的扩充，累计增加剂型161个、规格200个。此外，保留药品中还有75种剂型及100个规格被移除，主要源于批准文号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已被其他同类药物所取代等因素。

　　目录规范性方面，本次修订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药物分类准则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动，对部分分类与剂型规格的表述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依据药品注册信息的实际变化，将2种药品从化学药品类别划转至中成药类别。

　　经此番调整，新版目录的覆盖范围已广泛触及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能够针对世界卫生组织所载的1180种国际通行疾病分类提供用药方案，中成药则覆盖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初步估算显示，新版目录药品在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71%，基层、二级及三级机构的基药使用占比分别为78%、74%与65%。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基本药物在临床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与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