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7月16日电（记者张煜欢）到2026年，浙江省计划新增培养逾500名基层青年医生，重点瞄准基层多发的急症救治与农村地区特有的慢性病管理，同时加大线上长期学习平台的建设力度，构建覆盖全省的基层青年医生互动与成长体系，为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铺就更加通畅的晋升之路。

这一消息是在16日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举行的浙江省基层青年医生（大学生村医）赋能计划2025年度总结会暨2026年度开班动员会上对外公布的。基层医生作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其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据了解，为贯彻《浙江省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试点方案》及《浙江省新时代大学生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赋能计划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自2025年起便启动了针对基层青年医生（含大学生村医）的赋能培训项目。

省卫健委精心设计了“省级统筹培训、基地精细化管理、临床实践为导向、持续跟踪提升”的立体化培养模式，围绕执业技能、临床诊疗能力及中医药应用三大核心领域，实施为期三年的分阶段培养计划，致力于锻造一支既通西医又懂中医、既能诊治又能预防、可同时处理急症与慢病的全能型基层医生队伍，从而为基层医疗人才体系构筑坚实支撑。

首期培训班已吸纳127名年龄在35岁以下的基层青年医生，他们来自全省11个“县乡村一体化”改革试点县（市、区）。培训采用分班分组、分层施教的方法，针对刚入行的新医生和经验丰富的基层骨干分别设计实训课程，充分关照不同从业年限学员的需求，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按需培养。

浙大二院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基层青年医生赋能基地办公室主任马岳峰透露，浙大二院在培训中尤其注重实战导向的急救技能操练，线下课程着重强化了学员的基础生命支持与创伤急救操作，并依照美国心脏协会的标准实施规范化评估。此外，医院还独创了“CARESTEP”复杂决策接诊模型，为基层医生面对多病共存患者时提供了系统化的临床思维框架。

来自杭州淳安县中洲镇卫生院的全科医师程娇，已在基层扎根十余年。她坦言，线上病例工作坊令她受益匪浅：“从病例引入到知识拓展，再延伸至具体诊疗方案及后续随访和健康教育，每个环节都加深了我们对疾病的认知。这一年的历练，既锻炼了操作技巧，也开阔了诊疗思路，更增强了我对患者的同理心，可以说是技术与理念的双重蜕变。”

首期培训成果斐然：课程参与率达到100%，11个试点县市实现全覆盖，127名学员无一缺席；线下急救技能考核全员通过，创伤急救操作达标率同样达到100%；线上课程完成率超过95%；尤为亮眼的是，2025级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技能考试的通过率高达92.24%。

在总结首期经验的基础上，2026年的课程安排将进一步优化升级：计划培养基层青年医生超过500名，课程内容更加聚焦基层常见急症与农村特色慢病；线上学习平台将得到深化拓展，确保培训周期结束后仍能持续赋能；考核机制亦将从单纯追求学时转向注重实际应用效果，重点检验学员知识转化能力和基层实践成果。

展望未来，浙江省基层青年医生（大学生村医）赋能计划将持续演进，逐步建立涵盖培养、实践、评估与支持的全方位长期发展框架，充分发挥省级三甲医院的资源优势，搭建全省基层青年医生交流互助网络，着力打造一支“扎根基层、留得住人、发挥实效”的青年医疗队伍，为浙江基层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中新网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 陈静)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8日透露，近年来，上海市儿童的甲肝与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接种覆盖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的高位水平；五岁以下婴幼儿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被控制在0.13%，这一数字已提前实现2030年儿童乙肝防控的既定目标。

据了解，病毒性肝炎作为全球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依据病原体类型可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等多种亚型。按照《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2030年)》的部署，至2030年，儿童甲肝和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需稳定维持在95%以上，同时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须降至0.2%以内。2026年7月28日恰逢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年度宣传主题定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上海市长期将肝炎防治置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秉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架构，实施“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防治方略，不断强化检测治疗、免疫预防、社区管理、血液安全保障及公众健康教育等多元措施，从而持续巩固肝炎防控成果。

近年来，上海市卫健委与市疾控局通过系统布局、多管齐下的方式，着力强化关键防控环节，推动肝炎精准防治及全周期健康管理向纵深发展。2026年5月，上海市疾控局联合市卫健委等九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布了《上海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为“十五五”时期上海地区的肝炎防控工作制定了涵盖七大领域、共计十六项重点任务的系统性蓝图。

上海积极推动医疗与预防的深度融合，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链条的肝炎管理模式，并尝试将乙肝表面抗原及丙肝抗体检测整合进老年人体检项目，进一步在嘉定、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扩大慢性肝炎患者肝癌风险筛查试点范围，以提升肝炎多病共防和早诊早治的能力。同时，依托肝炎专科门诊、社区医防融合门诊以及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等平台，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家门口”一站式服务，涵盖多病共防、肝炎筛查、转诊引导、定期随访与治疗关怀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丙肝诊疗点，为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此外，超过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延伸处方等方式，向慢性乙肝患者供应抗病毒药物。

上海市卫健委指出，本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临床专家及公共卫生专业力量的优势，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宣教活动，并已连续十二年举办“爱肝公益”专家义诊项目，累计吸引40余家医疗机构及200余名专家参与。这些活动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咨询、检测等便民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递了病毒性肝炎可防可治的科学理念。

在广东茂名的柏桥村，一场由青年学子引领的农业科技变革正悄然改变着千年荔枝种植的传统面貌。中山大学“飞鸟智慧果园”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刘正宇向中新网记者透露，团队研发的AI作物表型模型基于高达两百万张高清图像训练而成，能对花量、病虫害等二十七项指标实现厘米级精细识别，准确率突破百分之九十五，并构建了“感知—识别—决策—复核”的智能认知链条，使系统具备持续自学的进化能力。

柏桥村作为省级荔枝生产专业村，坐落于全国荔枝优势产区核心地带，村民世代以种植荔枝为生，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然而，长期以来，墒情监测困难、苗情与病虫情预警滞后、灾情应对不力、小规模农户面临技术门槛高企，以及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顽疾，始终是制约当地荔枝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

2024年，这一困境迎来转机。由中山大学石茜教授团队领衔的飞鸟智慧果园项目，响应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发起的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正式落地柏桥村。突击队成员数年如一日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细致走访与调研，依托团队前期积累的“AI＋低空遥感”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飞鸟智慧农业管理平台。该平台巧妙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低空巡检、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及农户手机终端，构建起覆盖天空、地面与人的“空地协同感知网络”，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农业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

突击队技术负责人朱方杰向记者介绍，无人机每日可巡检七百五十亩果园，系统将多源异构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物候变化、作物长势、病虫害发生及风险评估指标，并通过轻量化小程序即时推送至农户手机。此外，平台还能提前七天发布极端天气预警，而每亩每年的技术成本仅约一百元。这一高效低价的解决方案，为传统农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活力。

截至目前，团队已在柏桥村完成六千八百亩荔枝园的空天地融合监测网络部署，对两万五千棵荔枝树实施信息化建模，并为每棵树赋予独一无二的“一树一码”数字身份。同时，无人机巡检系统的本地化适配及飞鸟平台的部署上线也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这一智慧管理模式在基层落地生根。

解决了“种得好”的难题后，突击队将目光投向“卖得好”的迫切需求。传统荔枝销售旺季集中在六月和七月，大量鲜果集中涌入市场，不仅导致价格波动剧烈，还给冷链物流带来沉重负担。为破解这一困局，团队综合考量花量、坐果率、树势及气象条件等多种因素，构建了产销协同大模型，能够精准预测区域产量、成熟期、品质等级及供需变化趋势。朱方杰表示，通过“一树一码”数字档案等创新手段，团队将种植过程中的数据转化为消费者的品质信任凭证，同时为生产者提供市场决策依据，有力推动荔枝从季节性销售模式向数字化、订单化、品牌化方向转型。

依托“云养树”认养机制与全流程溯源体系的独特运营模式，荔枝实现了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溢价，试点果园亩均产量提升两成，农药使用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五，亩均增收达两千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验证了科技赋能农业的巨大潜力。

目前，飞鸟智慧果园管理模式已在广东省内一百二十八个果园成功推广，惠及超过一万户农户，并于2025年被正式列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新技术新模式推广目录。展望未来，刘正宇表示，突击队将致力于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运营方案，辐射带动周边根子、分界、泗水等三个乡镇共计一万五千亩的共富片区，建立长效运维与推广机制。他满怀信心地强调：“我们希望通过‘一村示范、多村联动、区域推广’的梯度辐射模式，让数字助农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广大的果农群体。”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