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月28日被定为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着重于“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在这一天，总台记者走上街头，随机访问了众多市民，收集他们对肝脏健康的普遍疑惑，并特邀肝胆外科领域的专家逐一解读。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主任医师张磊，作为肝胆外科的权威，明确指出肝脏不仅是人体内体积最大的实体器官，更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代谢中枢”。他解释说，我们摄入体内的几乎每样物质，都需经过肝脏的精细处理，它肩负着排毒、合成物质、储备能量等核心职责，其作用不可小觑。

针对当下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张磊医生分享了几条实用且易于践行的养肝建议。首先，他强烈呼吁摒弃酗酒习惯，因为酒精能直接侵蚀肝细胞，削弱其代谢功能，进而诱发酒精性肝炎。其次，他提醒要节制高糖分、高油脂的饮食摄入，这些多余能量会转化为脂肪在肝脏中堆积，成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温床。最后，他特别强调规律作息的重要性，夜间是肝脏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关键窗口期，长期熬夜无异于剥夺了肝脏休养生息的宝贵时机。

中新社香港7月28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28日在特区立法会首次主持“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共67位立法会议员踊跃参与，就经济前景、民生改善及社会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并一同回顾了此前赴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心得体会。

李家超于会中指出，举办此类对谈交流会，目的在于加深行政与立法两机关之间的相互认知，凝聚共识；并以此创意机制，开拓“爱国者治港”的崭新价值；同时通过分享各自践行“爱国者治港”的感悟，推动体系内的持续改革。

李家超提到，自履新以来，他已采取多样化途径强化行政立法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包括设立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为政府各司局长与议员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桥梁；将传统的行政长官答问会升级为双向互动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在本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之日亲临立会，向全体议员送上祝贺与期许；并在本届立法会首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积极促进行政与立法协同发力，共同发挥“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为香港的建设携手努力。

“我视特区立法会为特区政府的改革伙伴，特区政府与立法会同属‘香港队’，目标一致，均为市民排忧解难。”李家超强调，“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作为一项创举，让双方能以队友身份，展开既富温度又具深度的交流。

会后，李家超与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共同会见传媒。李家超指出，行政与立法机关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透过坦诚对话，可融合多方观点、促进换位思考，有利于凝聚共识，探寻切合实际的方案破解香港面临的各种难题。他重申，此类对谈交流并不会取代现行行政立法的各沟通机制。

李慧琼介绍，当日的对谈交流会历时约90分钟，15位立法会议员先后发言，围绕助力香港更主动融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慧琼表示，深信行政与立法机关通过持之以恒的多元渠道与方式，维持良性互动与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善用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将有效解决市民的迫切问题，为香港注入更强发展动力。(完)

天津7月10日电（记者孙玲玲）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在线刊发了一项由中国科研团队主导的重要临床突破。该项名为ELEVATE的研究揭示，特定亚型肺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手术后，若采用国产创新靶向药物恩沙替尼进行辅助治疗，其复发或死亡概率可骤降八成，且对脑部转移的防护成效尤为显著。该研究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王长利教授领衔，联合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协同完成。

在我国，肺癌长期高居恶性肿瘤发病与致死榜首。对于罹患早期肺癌并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而言，外科切除被视为通向治愈的核心路径。然而，即便实现肿瘤的彻底清除，仍有可观比例的病患会在术后数年遭遇复发，其中不乏令人棘手的脑部扩散情形。

在此类患者群体中，一个特殊亚群携带着“ALK融合基因”标志。尽管这一基因变异在肺癌病例中的占比仅为5%至7%，被归入“小众靶点”之列，但受此影响的患者往往发病年龄偏低，疾病进展却异常迅猛，术后出现转移的风险更让临床医师备感忧虑。如何在根治术后进一步压制复发隐患，尤其是筑牢中枢神经系统的“安全屏障”，长期以来被视为治疗体系中的重大攻关难点。

ELEVATE项目招募了274名成功接受肿瘤全切手术的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划归两大阵营：一组术后每日口服国产第二代ALK抑制剂恩沙替尼225毫克，另一组则接受安慰剂治疗，两组的用药周期均设定为24个月。试验采取严苛的双盲架构，无论医护人员还是受试者均对分组情况毫不知情，从而确保最终结论的客观性与严谨度。

数据表明，在中高危风险人群中，服用恩沙替尼的受试者于24个月内的无病生存率高达86.4%，相较之下，安慰剂组的这一数字仅为53.5%。换言之，该药物令患者的复发或死亡威胁锐减了80%。

更为亮眼的成果体现在脑部防护维度：用药组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复发的概率下降了78%，这无疑为患者术后的“头脑保卫战”增添了一件利器。

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的方案设计高度契合真实诊疗实践。受试者均是在完成既定辅助化疗程序后才进入随机分组阶段，这更贴近日常临床路径。此外，研究团队前瞻性地吸纳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更早期患者，由此为靶向治疗向早期人群延伸的探索铺设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科主任岳东升表示，恩沙替尼身为国产原研药物，在确保卓越疗效的同时，亦具备良好的药物可及性，预期将惠及更为广泛的中国患者。据悉，此番已是本年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的第三篇源自中国肺癌领域的重磅学术成果。（完）

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