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来自乔治敦的报道（郭永团）——近日，第21批中国援圭亚那医疗队的妇科肿瘤多学科协作团队，借助手术前缜密的诊断评估以及手术过程中默契无间的配合，成功为一位49岁的患者完成了极具挑战性的肿瘤细胞减灭术，该患者罹患的是复杂盆腹腔肿瘤。

根据相关介绍，患者的CT影像显示盆腔与腹腔内出现巨大肿块，其肿瘤上缘已越过肠系膜下动脉水平，两侧延伸至季肋区，初步高度怀疑是右侧附件来源的巨大多房囊性病灶，倾向诊断为黏液性卵巢恶性肿瘤。

面对这一棘手的病例，医疗队的妇科多学科协作小组迅速组织了联合研讨会。放射科主任郭永团仔细解读影像资料，对肿瘤的涉及范围做出了精准判断，认定该肿瘤符合进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的适应指征；病理科主任彭森则从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入手分析，强调黏液性肿瘤对化疗反应不敏感，且极易引发肠梗阻，鉴于患者当前身体状况尚可，手术无疑是最优先也是最为理想的选择窗口。

作为多学科团队中妇科专业的牵头人，李妍雨医生在整合了病理科、放射科的专业意见，并结合妇科临床检查结果后指出：尽管患者体内的肿块体积庞大，且可能存在淋巴结肿大乃至转移的风险，但病灶边界仍旧比较清晰，Suidan评分小于3分，在完成充分的术前准备之后，完全可以施行外科手术干预。

手术当日，李妍雨医生与当地萨姆拉尔医生所带领的团队并肩作战，共同实施了这场肿瘤细胞减灭术。术中所见与多学科团队术前的评估高度一致——肿瘤波及范围十分广泛，并且与重要血管及脏器的关系极为密切。经过四个多小时精细入微的操作，医疗团队成功实现了肿瘤的满意减灭，整个手术过程平稳顺畅，达成了预期的治疗目标。

业内专家评论认为，这场由影像学、病理学及妇科多学科“联袂护航”的手术能够圆满收官，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在诊治疑难复杂肿瘤方面所具备的深厚综合实力。

“多学科协作绝非仅仅是一次会议讨论，它更代表了一整套严谨的决策流程闭环。”李妍雨医生在术后接受采访时坦言，“从影像阅片、病理定性，直至手术台前的每一个细微抉择，我们都在依靠团队集体的智慧来为患者生命安全筑起防线。能够借此途径为圭亚那的民众解除病痛折磨，并且为中圭两国间的医疗卫生合作贡献一份力量，这无疑是我们全体医疗队员的共同期许。”（完）

中新网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赵方园）在全球胸外科领域历经十年发展之际，中国已然实现从昔日“跟跑者”到如今“并跑者”乃至部分赛道“领跑者”的身份转变。首都医科大学胸外科学系主任张毅，在2026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上接受中新健康专访时，以“跨越”二字凝练概括了这十年的壮阔征途。

这场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作为连接国内外前沿技术与诊疗智慧的关键桥梁，已持续十年之久。回溯往昔，张毅追忆道，2001年赴美求学之际，欧美国家胸腔镜手术早已臻于成熟，而彼时的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方才蹒跚起步，“当时我们是求学者，人家是传道者。”然而，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已然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我可以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国家的胸外科微创技术已与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反超。”

除技术层面之外，张毅也敏锐指出，国际协作的广度和纵深同样获得了显著拓展。十年前，中外交流多停留在“点对点”的个体层面——仅有一两位意大利或欧洲学者受邀来华分享经验。而今回眸本届大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四百余名胸外科翘楚齐聚一堂。“这已非单纯的个体切磋，而是国家与国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张毅强调，交流的议题亦早已超越手术技艺的范畴，覆盖微创外科、肺癌精准医疗、人工智能赋能诊疗、肺移植技术及围术期管理等多个前沿领域。

围术期管理同样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张毅指出，肺癌患者普遍年龄偏大，手术及麻醉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剧脑卒中风险，例如诱发房颤、血液浓缩或感染等并发症。然而，此前国内在该领域始终缺乏统一的行业共识，各地医疗机构的处置策略参差不齐。为此，张毅团队携手全国逾百位胸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麻醉科、心脏科及内分泌科等多学科顶尖专家，历时两载潜心编写，最终完成了《肺癌围术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并在本次大会期间隆重发布。

这份共识的出台，其现实意义尤为紧迫。我国目前现存脑卒中患者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肺癌术后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的总体发生率约为0.3%；然而，一旦患者合并脑梗病史、颈动脉或颅内动脉狭窄等高危因素，其发生率便骤升至4%以上，较普通肺癌手术群体高出十余倍。一旦发病，超过半数患者将遗留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严重侵蚀术后生存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围术期脑卒中以缺血性病变占绝对主导（占比高达96%），其病理机制与肺癌特有的高凝状态、肿瘤细胞栓塞、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以及肺静脉残端血栓形成这四大要素密切相关，且逾半数病例在术后24小时内即告发生。

中新网合肥7月22日电 (江婉琪) 大暑节气，往往横跨三伏天中段，堪称一年中热力与湿气双双登顶的时节。7月22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聚焦大暑期间的冬病夏治、三伏针灸及穴位保健等内容，向公众普及顺应节气的养生要点与疾病预防知识。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马勇在发布会上指出，大暑时节高温伴着高湿，极易催生一种常被忽视的“隐性高温”现象。此时，人们不仅容易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还可能出现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弱等身体不适。

针对这一时节的特点，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汪瀚从饮食、茶饮和作息三个维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在饮食层面，他推荐以炒薏米、茯苓、山药、白扁豆熬煮粥品，用以夯实脾胃、增强体质；在茶饮方面，可适量饮用金银花配荷叶的清热解暑茶，或葛根搭配炒薏仁的祛湿茶；至于生活起居，他提醒避免长时间待在冷气过强的空调环境中，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外出散步，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杨永晖则阐释了针灸在夏季的特殊价值。他表示：“针灸既能将体内潜藏的寒湿之邪驱赶出去，又可借助自然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从而提升抵御外邪的机能。”他进一步说明，诸如冬季易发的感冒、慢性咳喘、虚寒性胃肠不适等老毛病，若能趁大暑时节进行调理，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不少家长也会趁着伏天为孩子调理秋冬时节易发的鼻炎、感冒等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主任医师吴飞虎提醒，三伏贴服务的处方用药和穴位选取，必须由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依据辨证论治原则来确定。对于儿童而言，贴敷时间通常控制在0.5至2小时之间。若孩子正处于发热状态或哮喘急性发作期，则不宜进行贴敷。

近期，“伏天晒背”这一传统养阳方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汪瀚对此表示，晒背确实具有助阳散寒、疏通经络的功效，但主要适用于虚寒体质或素体阳虚的人群。体质虚弱者、高龄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则应根据自身状况谨慎选择，必要时避免或减少晒背。

杨永晖还在现场推荐了三个适合伏天日常保健的穴位。例如，风池穴位于颈后枕骨下方，用双手拇指按揉，可有效缓解暑热引发的头昏脑胀、颈部僵硬，以及吹空调后出现的头痛怕冷等症状。他同时强调，穴位保健只是日常养生的辅助手段，三伏针灸必须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并由专业医师操作。唯有保持清淡饮食和规律作息，才能安然度过三伏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