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北票”发布一则情况通报，针对近期网络热传的“朝阳女子高铁喧哗被劝阻后叫嚣全家体制内”视频事件作出回应。该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警方在发现舆情后，第一时间启动核查程序，以回应公众关切。经调查核实，视频中涉事女子洪某（23岁）系朝阳北票市下辖某乡镇的普通居民，其家庭成员以及其本人均从未担任任何公职，亦无相关任职履历。警方指出，该女子在争执中所宣称的“全家体制内”说法纯属个人虚构，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针对其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强调不文明行为已得到纠正。事件最终以官方通报澄清事实，平息舆论波澜。

儿童究竟该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空调？这是一个备受家长们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孩子并非缩小版的大人，面对酷暑，不能让他们硬扛，但空调的使用也绝非简单的“开”或“关”这般非黑即白的选择。尤其是针对新生儿、过敏体质、皮肤疾病患儿乃至正处于发热状态的孩子等特殊群体，空调的运用更像一门需要精细拿捏的“技术活”。

相较于成人，儿童的新陈代谢速度要快得多，然而他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却尚未发育完善，汗腺功能及血管舒缩调节能力也明显逊色。一旦室内温度攀升至33℃以上，孩子便极易出现中暑症状，且病情恶化速度惊人，往往在短短数小时内，就能从先兆中暑迅速演变为威胁生命的热射病。

许多长辈笃信“出汗排毒”的理念，刻意让孩子远离空调，却未曾意识到儿童恰恰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倘若执意拒绝空调，令孩子长时间滞留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中，不仅可能引发大面积痱子，还会伴随烦躁不安、频繁哭闹、食欲显著下降等状况，严重时甚至会对大脑、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空调温度调至极低、全天候密闭直吹就是可取之道。若长时间将室温设定在24℃以下，并且冷风直吹身体，反而会扰乱孩子自身的体温调节平衡，继而诱发感冒、支气管炎、肠胃痉挛等疾病，甚至使湿疹和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进一步加剧。

在空调的使用策略上，不妨借鉴“红绿灯”法则。就“红灯”禁忌而言，家长应当杜绝以下几类做法：一是完全抗拒使用空调；二是将温度调至24℃以下且冷风直吹孩子身体；三是令室内外温差超过8℃。而在“绿灯”操作层面，一般建议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5℃至28℃之间。具体来看，对于新生儿（出生0至28天）及足月儿，室温宜控制在26℃至27℃；早产儿则需将温度维持在26℃至28℃，同时配合加湿器，使空气湿度保持在55%至65%之间，尤其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肚脐部位。

针对患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儿童，关键在于做好“温差缓冲”。从户外返回家中后，不妨先让孩子在门厅安静休息5分钟，擦干汗水再进入空调房间；而出门前则应提前10分钟关闭空调。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至27℃，湿度锁定在55%至60%，平时可多启用除湿模式，从而减少因冷热交替所诱发的呼吸道痉挛风险。

对于湿疹或特应性皮炎患儿而言，低温干燥的环境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进而加剧瘙痒不适。因此，空调温度可调至23℃至24℃上下，同时需避免冷风直接吹拂皮肤，并增加保湿霜的涂抹频次（每日至少2次）。若室内湿度低于40%，务必开启加湿器加以调节。

至于正处于感冒发热阶段的孩子，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若孩子手脚冰凉且处于体温上升期，此时应暂时关闭空调并适当增添衣物保暖；待体温升至高峰、手脚逐渐转暖后，再启动空调辅助散热，此时室温维持在25℃至27℃最为适宜。

除了温度设定之外，家长还需留意若干关键细节：严禁冷风直吹，应将空调出风口朝上调整，或加装挡风板；注重定期通风，每使用空调2至3小时，就应开窗通风15至20分钟；维持适宜湿度，室内湿度以50%至60%为佳；定期深度清洁滤网，条件允许的话每两周清洗一次，否则空调内部积累的尘螨和霉菌极易诱发儿童呼吸道感染。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7月15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北京的一场例行发布会上郑重指出，干细胞治疗仅在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方可开展。当前，部分不法分子及商业机构抓住公众对疾病治愈和健康管理的迫切心理，刻意制造焦虑氛围，大力推销干细胞相关药品与技术，甚至以“不老针”为幌子，夸大宣称具备“逆龄”焕颜、器官修复及根治慢性病等神奇功效，更有甚者擅自进行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对民众的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胡强强进一步说明，依据现行法规，涉及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必须依法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获得明确批准，相关产品如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样须完成注册、备案或审批程序，严禁任何形式的超范围使用。他特别强调，干细胞治疗的实施主体必须是获得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诸如美容院、养生馆及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等非医疗场所，以及未取得医疗资质的技术人员，均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否则由此引发的健康风险难以预估，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