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

国家中医药局今日正式公之于众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对接下来五年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周详擘画。该规划清晰界定了“十五五”阶段全方位推进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蓝图与量化目标。依照规划愿景，至2030年，一个覆盖民众全生命周期且普惠全民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为完善，中医药在攻克重大疾病领域将实现里程碑式跨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显著跃升，基础科研实力大幅增进，中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空前壮大，中医药文化及其全球影响力亦将迈入新层级，最终达成人人皆可享有中医药福祉的宏伟目标。

为何此时启动这项规划的编制？规划中有哪些关键布局值得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中医药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此接受了媒体采访，并作出详尽解读。回望“十四五”期间，中医药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就，积极融入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医药各领域呈现齐头并进之势，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构建步伐明显提速，防病治病效能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年诊疗量已高达18.2亿人次，每千人口所拥有的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增至0.82张，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实现了基本全覆盖，更有96.26%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临床科室。

至2025年末，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上收获了丰硕成果，人才培育被纳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布局，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得到强化，注册分类体系愈发科学，药材品质稳步提升。同时，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持续推进，公民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攀升至28.1%。中医药亦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程中取得了新突破。当前，“十五五”时期正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节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深，多重疾病威胁与多样化健康影响因素相互交织，民众对多层次健康服务的渴求愈发迫切。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中医药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力协作，联合编制完成了这一规划。《规划》的出台与落地，将有力凝聚各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共同推进中医药振兴的合力，充分调动地方与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确保重点任务与重大政策举措得到有效执行，使中医药发展的红利更广泛地惠泽人民群众。谈及《规划》编制的基本考量，负责人指出，首要在于锚定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要求，补齐短板、放大优势、破除瓶颈，确保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增添新的内涵。其次，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紧扣提升临床疗效这一核心，彰显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显著特点，聚焦重大疑难疾病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并在分级诊疗接续服务中充分释放中医药的特色潜能。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围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这一命题，突出基础研究与经典传承，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加速其创新步伐。第四，致力于完善中医药政策机制，依托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等国务院协调机制，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与新药审评审批制度，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路径。第五，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先立后破，精心谋划打基础、利长远、求突破的重大工程。同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中医医疗服务监管与行风建设，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以“祛邪扶正”之姿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生态。

针对“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具体目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重大疾病防治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实现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跃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显著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整体振兴迈上新台阶，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成为现实。所谓“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意指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依托15分钟医疗服务圈，构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链条，且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网络。早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便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此番重申与深化，既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战略导向，也是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民生承诺，更是发挥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双重资源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为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在主要发展指标的设置上，《规划》统筹考量了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的衔接与引领，充分反映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人力与服务等资源要素的可持续增长，从资源、服务、文化、开放等维度提出了十项指标。具体而言，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提升服务能力，设定了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比例、中医类总诊疗人次占比等，而不再设置机构数、床位数等规模扩张型指标；为促进中西医结合，提出了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比例、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临床科室设置比例；为夯实基层根基，列入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人员配置、适宜技术提供及服务量等；同时，为强化健康促进与国际化，设定了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中医药国际标准新增数等指标。

关于重点任务的部署，《规划》全面覆盖了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等关键领域，确立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一，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优化服务资源布局、强化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其二，提升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涵盖提升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康复护理以及中药药事服务等五大举措；其三，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从提升服务能力与完善政策两方面发力；其四，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涉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其五，推进传承与创新，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及经典传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其六，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与健康服务，包括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提升中药材产业水平、增强制造能力、壮大健康服务新业态；其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其八，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其九，加速数智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其十，深化改革与治理，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联动，加强法治建设与行业监管。

中新网乌鲁木齐7月24日电（袁鹏冲）近日，新疆吐鲁番盆地遭遇连续多日的≥40℃罕见高温炙烤，干热少雨态势愈发严峻。7月21日，地处高昌区城区约18公里外的东坎站记录到极端高温事件，气温飙升至49.8℃，一举打破了该站自1957年设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这一惊人高温数值，同时超越了不久之前——2026年7月4日吐鲁番站刚刚创下的49.1℃纪录，由此荣登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榜单。进入7月以来，吐鲁番盆地共有10个区域气象站（无人值守）观测到≥50℃的极端高温，其中8个站点的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各自建站以来的峰值；而7月3日，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鑫盐矿站更是监测到今夏盆地之最的51.4℃高温。

这场高温过程自7月10日启动，预计将持续至7月29日，堪称继6月25日至7月8日那轮酷热之后，又一次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且极端性极为突出的热浪，对当地农业耕作、文旅活动以及民众日常起居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冲击。

地形与环流交叠，催生年度罕见高温。据吐鲁番市高昌区气象局相关专家解析，本轮高温的峰值出现在7月21日，而每日最热时段集中于16时至19时之间。与历年同期气象资料对比，今年吐鲁番的高温过程展现出显著异常：国家级站点的最高气温两度跃居全国极值，≥40℃的酷热天数与≥45℃的极热天数均远超常年均值。

与此同时，昼夜温差明显收窄，即便夜间最低气温亦居高不下——7月4日吐鲁番站录得36.8℃的最低气温，形成全天候的持续闷热格局。高温波及范围广泛，火焰山、库木塔格沙漠等核心区域普遍出现48℃以上的极端温度，高温与少雨叠加气象干旱，酿成复合型气象灾害风险。

究其成因，本轮极端高温源于独特地形与异常大气环流的协同作用。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封闭的山间盆地，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高差悬殊，空气流通受阻，热量易于积聚而难以散逸。加之全域戈壁荒漠广布，地表砂石比热容极小，白昼吸热升温迅猛、蓄热能力强悍，为极端高温的生成供给了理想的下垫面条件。

从天气系统视角审视，近期东疆上空被大陆暖高压持续稳定控制，构筑起典型的“热穹顶”稳定环流。高层下沉气流经压缩而增温，区域晴空少云、辐射增温效能极强，既无显著冷空气干扰，也缺乏有效降水过程扰动，导致热量不断囤积，最终冲破气温极值关口。

面对持续不断的极端高温，吐鲁番的特色农业、文旅经济、水资源调配等领域正承受重压。当前正值葡萄浆果成熟的关键生育期，持续高温易诱发果实灼伤、叶片枯槁、土壤失墒，进而危及品质与产量。暑期旅游旺季恰逢极端天气，戈壁露天景区安全防控压力陡增，游客中暑与晒伤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全域蒸发量激增，农业灌溉用水告急，水资源统筹保供形势愈发吃紧。

针对此轮持续性高温，高昌区气象局先后发布高温橙色及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气象干旱红色预警信号，构建起分层分类的精准气象服务架构。面向葡萄种植户，推送农业气象灾害预警资讯，提示高温日灼与气灼风险，指导田间管理防护策略；协同文旅部门细化景区气象提示，划定高温高风险区域，引导游客错峰安全出行；针对户外施工、交通运维等行业单位，定向发送极端天气警示，督促落实错峰作业、轮岗休息制度，严防热射病等高温灾害。各类预警服务经由多元渠道直达基层一线，实现风险前置、服务落地。

据气象部门趋势研判，未来一周大陆暖高压系统仍将稳踞不退，吐鲁番高温态势难以迅速缓解，最高气温预计维持在43℃至48℃之间，艾丁湖等低洼区域仍有突破49℃的可能。局地短时对流天气对整体高温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公众应尽量减少日间11时至20时的户外活动，科学补水、注重防暑降温。户外作业人员须严格恪守高温作业规范，备足防暑物资，合理安排轮休避险，一旦出现中暑不适症状应及时处置就医。面对常态化极端高热天气，属地各行业需持续压实防控举措，科学应对高温干旱叠加影响，力保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运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