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习惯于在运动把拉伸奉为缓解肌肉酸痛的“灵丹妙药”。但事实上，盲目的、不加分辨的拉伸，往往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重不适感。

必须承认，拉伸并非全无裨益，对某些类型的肌肉酸痛，它确有缓解之效。高强度运动之后，肌肉内乳酸聚集并伴随轻微肌纤维受损，由此引发延迟性酸痛。在这个阶段，轻柔而科学的静态拉伸，能够加速局部血流的循环，推动代谢废物的排出，使紧绷僵硬的肌肉得到舒展。

然而，拉伸的效力有着明确的边界——它适用于良性的、功能性的肌肉疲劳，却难以化解病理性的痛感或组织损伤。尤其在下述情形下，拉伸不仅徒劳，还可能带来更深的伤害：

肌肉急性拉伤或撕裂时，肌纤维已经受损，任何额外牵拉无异于在伤口上施压，只会让炎症和损伤进一步加剧。骨折或关节扭伤等严重急性损伤，在急性期应遵循制动与保护的首要原则，拉伸显然属于错误的处置方式。流感和登革热等感染性疾病引发的全身肌肉酸痛，源于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局部拉伸自然无济于事。至于低钾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多发性肌炎等代谢性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肌痛，其根源在于身体内在机能的紊乱，必须依赖针对性治疗，绝非物理拉伸所能解决。

简言之，拉伸擅长缓解“累”出来的酸胀，却无法治愈“病”出来的疼痛。而即便是看似简单的拉伸，也存在诸多误区，稍有不慎反而徒增受伤风险。

例如，在肌肉尚未充分激活、体温偏低时强行拉伸，犹如拉扯一根冰冷的橡皮筋，极易造成肌纤维撕裂。研究指出，腘绳肌与股四头肌等大肌群在这种状态下尤为脆弱。也有人抱着“越痛越有效”的错误信念持续施压，这无疑是最危险的认知偏差。拉伸应当带来舒适的牵拉体验，一旦出现锐痛，便意味着组织结构已超出承受极限，须立刻终止动作。

更何况，长期或过度拉伸会使韧带松弛，削弱关节稳定性，增加扭伤概率。对于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不当拉伸甚至可能诱发应力性骨折。极端情况下，剧烈运动后的深度拉伸还可能诱发横纹肌溶解症，这一状况需要紧急医疗干预，不可掉以轻心。

科学的拉伸，讲究“温、慢、稳、呼”四字要诀。所谓“温”，即热身先行——拉伸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低强度有氧运动，如快步走或慢跑，使肌肉温度上升至理想水平。运动前适合做动态拉伸，如抱膝前行或高抬腿，运动后则宜采用静态拉伸。所谓“慢”，即动作须缓慢而有节奏，将肌肉缓慢延展至可感知牵拉但无痛的位置，保持15至30秒，重复2至4组。所谓“稳”，即维持核心稳定与脊柱中立，例如坐姿体前屈时应保持腰背挺直，自髋部向前折叠，避免弓背，以保护腰椎。所谓“呼”，即呼吸配合，通常呼气时缓慢加大拉伸幅度，吸气时保持不动，全程切勿憋气。

面对肌肉不适，拉伸不应当是首选方案。合理的处理应分阶段推进。急性期应立刻停止诱发疼痛的活动，用毛巾包裹冰袋敷于患处，每次15至20分钟，每日可重复数次，以求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可用弹性绷带适度包扎协助消肿，并将受伤部位抬高至心脏水平以上，促进静脉回流。需要特别提醒，急性期严禁拉伸、热敷或深度按摩，这些操作都会加剧内出血和肿胀。

待急性炎症与肿胀消退，可过渡为热敷（每次15至20分钟），并开始轻柔的静态拉伸与低强度活动，也可借助泡沫轴进行温和放松。

若出现以下情况，应立即停止自行处理并前往医院：疼痛剧烈或持续一周以上未见缓解；夜间静息痛干扰睡眠；伴随发热、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或全身乏力；出现明显肌肉无力，如抬不起肢体或行走不稳。

李明礼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的门诊大厅里，66岁的华贯丹身着一件醒目的红马甲，每逢周三便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这里，投身志愿服务已达十四个春秋。对她而言，这里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无数老年患者踏入医院大门后遇到的第一份温暖依靠。

“很多上了年纪的病人面对智能手机常常手足无措，预约时段看不清，自助设备的操作更是一头雾水。还有一些从乡下惴惴不安赶来求医的老人，往往还没见到医生，就先被这些繁复的流程拦在了外面。”华贯丹这样描述她每天目睹的场景。

当下，医疗体系正全面拥抱数字化浪潮，线上挂号、自助预约、扫码签到等智能手段无疑让就医变得高效便捷。然而，这些本应带来便利的技术，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令众多老年人难以跨越的“数字高墙”。

或许正是因为对同龄人那份茫然与无措感同身受，华贯丹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在门诊最前沿，以银发之龄服务银发群体，用细腻的同理心和十足的耐心，为老年病患开辟出一条温暖顺畅的就医之路。“每周三我清晨7时45分到岗，一直忙碌到下午四点。不过平日里只要医院志愿者人手不足，我也会随叫随到。”她坦言，当初投身志愿服务的初衷，不过是退休后不愿虚度光阴，想趁着身体尚健，多为他人尽一份心力。

在她看来，医院里的志愿服务绝非简简单单的指路答疑，它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应急本领。“医院会定期组织培训，像糖尿病识别、低血糖应急处理、急救操作流程，还有院内的紧急响应代码，这些知识我们都得熟练掌握。”长期扎根门诊一线，华贯丹早已对老年患者的就医习惯了如指掌，也由此摸索出一套专为长者量身打造的暖心服务模式。

“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确实需要更多时间，但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心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愿意尝试学习自助挂号，我就会陪着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教；也有的实在学不会、或者压根不想学的，我便耐着性子反复叮嘱，尽力帮他们办妥一切。”华贯丹说，对待老人，最要紧的就是多一分包容，多一分等待。

除了日常导诊和协助长者使用智能设备外，扎实的专业训练还让她多次在门诊突发的紧急状况中从容应对。今年年初的一个清晨，距正式上岗还有二十来分钟，院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一位患者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时我刚好就在旁边，来不及多想，立刻按下应急按钮，触发院内的999急救预警。”华贯丹回忆道，警报一响，安保人员迅速联动，医护人员也闻声飞奔而至。与此同时，她冷静地疏导周边人群、清空急救通道，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短短几分钟内，患者便被顺利转运至急诊接受救治。

十四年如一日的一线值守，细致入微的观察加上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让她总能在危急关头稳住局面。除此之外，她还主动承担起带教新志愿者的工作，悉心帮助大家熟悉院区布局和就诊流程。

在门诊大厅里，像华贯丹这样的银发志愿者不在少数。黄依雯和程爱武两人的志愿服务生涯都已走过十五年，累计服务时长超过4000小时。“病人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就是我最大的慰藉。”今年73岁的黄依雯坦言，这份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患者的认可和助人带来的快乐，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比拟的精神满足。如今，她打算再坚持两年，完成自己的“第二次退休”。

58岁的程爱武则表示，家人的全力支持是她坚持公益之路的最大底气。“我丈夫本身就是医务人员，特别理解看病的难处，一直都很支持我。孩子从小跟着我一起参与志愿服务，耳濡目染间也早早懂得了乐于助人的道理。”

十多年来的坚守，日复一日地答疑引路、帮扶照料，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洋溢着细小而温暖的善意。这群银发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依托于浙大二院“广济之舟”志愿服务联盟这一平台。作为浙江省内首家医院志愿服务联盟，经过十五年的深耕细作，目前联盟注册志愿者已超过7500名，累计服务时长突破66.2万小时，惠及患者达2707万人次。

当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相互交织，老年群体在就医时面临的数字鸿沟与陌生焦虑，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民生问题。而这群志愿者以“银发助银发”的独特互助模式，凭借同龄人之间的同理心、岁月积淀出的耐心以及多年不变的坚守，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数字化医疗中的人文空白，也让那些原本冰冷的智能流程，多了一丝触手可及的人间温情。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社会发展太快了，不让老年人被这个时代遗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华贯丹如是说。

据路透社7月29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当日对外宣布，其陆军部门已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586亿美元的合同，旨在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该协议金额创下近年来的最高纪录。

报道指出，当前伊朗局势持续紧张，加之乌克兰冲突长期胶着，这两大因素正对美国武器储备构成沉重压力。美国在持续向盟友输送大批武器装备的同时，还需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频繁消耗弹药，这使得外界对关键防空武器及精确制导武器的储备规模产生日益加剧的忧虑。

另据总部设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本周的估算，美军现有库存中“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已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则不足250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核心防空系统近期均在中东地区投入大量运用，这进一步凸显了其战略意义与补给紧迫性。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