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中新网北京7月29日电 题：“西藏古碉遭强拆”真相大白 舆论操弄自取其辱

中新网记者 曾靖平

近日，一段声称“西藏嘉绒千年古碉遭强拆”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并激起诸多无端猜测。然而，热心网友实地探访后迅速揭穿真相，证实这场被恶意炒作的“文物拆除风波”，自始至终不过是一场张冠李戴、居心叵测的虚假编排。从实地探访拍摄的画面来看，所谓“强拆”视频在民族背景和建筑年代上漏洞百出，所谓“千年古碉”实为十几年前打造的仿古景观，且从未被列入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名录；事发地点并非网传的“西藏嘉绒”，而是四川阿坝州茂县沙坝村，一个羌族民众聚居之所。当地真正的羌族千年古碉楼安然矗立于高半山羌寨之中，始终得到妥善看护与保护。

进一步审视这则“强拆”视频的创作、扩散与升温，其背后蓄意的舆论操弄更令人警惕。整个造谣链条中，偷梁换柱与凭空捏造贯穿始终：将仿古景观渲染成“千年古碉”，把羌族聚居区偷换为“西藏嘉绒”，将正常施工曲解为“文物强拆”，每一步都在刻意篡改事实。视频制作者还特意截取建筑坍塌瞬间，放大局部画面，再辅以煽情解说与虚假指控，拼凑出“藏族文化遭破坏”的所谓“真相”，充分表明这是精心布局的舆论陷阱，而非无心之失。

谣言之所以能迅速蔓延，关键在于幕后操弄者精准利用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对民族聚居区的牵挂。一些境外势力也趁机推波助澜，将一次寻常的拆除施工强行贴上“毁坏古迹、抹杀民族文化”的标签。然而，此类手段并非首次出现。从所谓的“强迫寄宿”到“同化少数民族”，再到此番编造的“强拆西藏千年古碉”，这些别有用心的造谣、传谣伎俩如出一辙。他们惯于借谣言放大社会情绪，趁机炮制“文化灭绝”“少数民族受压迫”等虚假叙事，制造族群间的嫌隙与对立，并在国际舆论场上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形象。

联合国安理会于七月三十日就下一任秘书长职位的七名角逐者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投票，此举被视为遴选进程迈入关键节点。当日，这场意向性表决在安理会闭门磋商会议中悄然展开，各成员国代表以统一色系的选票参与投票，每张选票上均列有每位候选人的姓名，并附有“支持”、“反对”与“中立”三类选项供勾选。

投票落幕之际，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对外表示，首轮意向性投票进展顺畅，具体结果将由各候选人的提名国代为转达个人。尽管这些投票结果并未公之于众，但其内情始终吸引外界目光——候选人可借此衡量自身所获支持力度，进而抉择是否继续角逐；观察人士则能从中窥探遴选进程的走向与潜在变数。

现阶段，竞逐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七位候选人阵容包括：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籍的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阿根廷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现任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哥斯达黎加籍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现任秘书长蕾贝卡·格林斯潘、乌干达籍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莫斯·奥拉拉·奥通努、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

这次秘书长选拔恰逢联合国面临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外界普遍分析，依据地域轮替的传统惯例，拉美背景的候选人或许占据一定先机；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亦持续呼吁，期待联合国能够打破历史，迎来其首位女性掌舵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秘书长的任命流程需先由安理会提出推荐人选，随后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正式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