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印有“凉感”“冰丝”等标签的服装又成了消费热点，诸如“空调裤”“雪糕被”之类的产品屡见不鲜。然而，不少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却与宣传大相径庭。有网友直言，花了几百元购入的“凉感四件套”，手感与普通床单几乎无异；还有人反映，所谓的“冰丝短裤”在数次洗涤后，其清凉效果便荡然无存。

事实上，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早已制定并推行了专门的检测标准。那么，什么样的面料才能真正称得上“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其真伪，从而避免落入营销噱头的陷阱呢？

眼下正值酷暑，辽宁的甘先生为了让孩子安睡，特意在网上选购了一条“儿童冰丝凉感短裤”。然而，孩子穿上后非但没有感受到凉爽，反而在出汗时觉得格外黏腻不适。甘先生对此颇为不满，他回忆道：“‘冰丝’通常应是光滑细腻的材质，一触便觉清凉。可到手的这条短裤，质地粗糙，跟普通老式布料没什么两样。给孩子用的东西，怎么能如此糊弄人？不仅体感不舒服，更让人担心这种劣质布料会不会给皮肤带来隐患。”

无独有偶，来自贵州的田女士也遭遇了类似的困扰。她网购的“凉感四件套”到货后，用手一摸便发现并无清凉之意，接触皮肤时甚至带来些许刺激感。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浏览后发现，这类“凉感”商品的名称五花八门，诸如“冰丝”“空调”“凉感”等词汇频繁出现，此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之类的噱头。这些产品的降温功效，究竟有没有可依据的规范呢？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指出，一款货真价实的凉感织物，首要条件便是在接触肌肤的瞬间能带来明显的清凉触感。这背后体现的是面料对皮肤表面热量的快速导离能力，让人体能够立刻感知到凉爽。为实现此种效果，生产商通常会选用导热系数较高的纺织材料，如锦纶、涤纶以及粘胶纤维等。这些材质本身拥有较好的热传导性能，在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品类中应用广泛。此外，还可借助添加降温微粒子或优化纤维截面结构等手段，来进一步增强凉感体验。

目前，市面上实现“凉感”的常见技术路径主要有三条：其一，在化学纤维纺丝环节中掺入云母粉、玉石粉等具有高热传导性的微粒，以此提升纤维的导热率；其二，通过改变纤维截面形状，利用异形截面的结构特性加速汗液的导出和蒸发；其三，在面料完成织造后，于表面涂覆一层凉感整理剂，例如冰感硅油等。这些工艺均旨在帮助人体在高温环境下更高效地降温并保持干爽。

在国家标准层面，有一项核心量化指标可作为判断依据，即“接触凉感系数”。那么，这一数值要到达何种标准，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凉感面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凉感产品在多次洗涤后便会“失效”呢？

根据我国现行标准GB/T 35263-2017《纺织品 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规定，只有当面料的“接触凉感系数”（Q-max）不小于0.15时，方可认定其具备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专家提醒，若商品仅在包装上标注“冰丝”“冰感”等字样，却无法提供任何检测数据，消费者在选购时便需格外谨慎，以免被夸大宣传所误导。

针对部分消费者反映的“凉感效果不耐洗”问题，宋立丹解释称，这种现象主要与产品的加工工艺密切相关。采用表面涂层方式处理的面料，其凉感效果往往会随着使用频率和洗涤次数的增加而逐步减退。随着日常摩擦和水洗，面料表层的凉感助剂会逐渐流失，因而消费者产生“洗几次就不凉了”的感觉十分正常。相比之下，倘若凉感因子是在纺丝阶段便融入纤维本体，其持久性就要优于后整理涂层的方式，能够维持更为长久的凉感体验。

在选购凉感商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非唯一的考量维度。专家建议，消费者应综合穿着场景、适用人群和加工工艺等因素，挑选合规且适配的产品。若在户外运动场景下，人体出汗量大，则应优先关注服装的吸湿速干性能和透气性；若主要在办公或居家等空调环境中穿着，可选择莱赛尔或凝胶等纤维材质，这些面料触感顺滑、亲肤柔软，清凉而不刺激；对于婴幼儿及儿童群体，安全性应置于首位，所选产品不仅要符合凉感标准，还应满足婴幼儿纺织品的安全规范，最好优先选用天然纤维制品，以保障娇嫩肌肤的健康。

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乌蒙磅礴处，碧水自东流——云南镇雄县司法守护赤水河源纪实

“乌蒙深处涌碧波，蜿蜒东去汇长江。”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一眼清泉自岩隙间汩汩而出，就此拉开赤水河的源起序幕。六年光阴流转，法槌声一次次回响于河畔与村舍之间，让这条大江源头的碧水，获得了愈发坚实的司法屏障。

赤水河蜿蜒穿越云贵川三省，在巍峨乌蒙山脉间奔腾不息。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受人工干预、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这里亦是诸多珍稀鱼类的天然栖息家园。守住源头，便守住了整个流域生态治理的第一道关隘。

2020年9月，镇雄县人民法院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在银厂村正式揭牌。六载春秋，一支扎根于源头腹地的司法力量，持续探索构建预防为先、保护为本、打击为要、修复为基的“四位一体”生态司法模式。以专业审判划定生态红线，以恢复性司法抚平环境创伤，以跨域协作凝聚共治合力，为赤水河源头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长城。

一纸裁判，既严惩违法，更着眼修复

镇雄县地处源头要冲，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赤水河生态保护的“第一棒”重任。

环保法庭锐意革新，打破了以往环境资源案件分散审理的格局，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三合一”归口审理，并锻造了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镇雄县人民法院更将镇雄、威信、彝良三县的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一跃成为赤水河流域上游举足轻重的环境资源审判重镇。

“生态保护绝无‘下不为例’之说，任何损害生态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责。”这既是法庭法官们挂在嘴边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恪守的行动圭臬。

六年来，从打击流域内非法捕捞，到严惩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再到整治企业违法采矿，环保法庭累计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4宗，涉及416人，以司法之力清晰勾勒出生态保护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法官们眼中，环境资源案件绝非“一判了之”那么简单。生态司法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惩戒违法者，更在于促使被破坏的生态得以复原。

为此，当地积极探索并实践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巡河值守等多元化的生态修复路径。针对非法捕捞案件，法庭普遍责令违法者实施增殖放流；而对于无力承担生态赔偿的当事人，则组织其投身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或山林养护等公益劳动。

以2021年一案为例，童某某等5人使用禁用渔具在赤水河非法捕捞，造成生态损失逾3.7万元。法庭在依法追究五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损失，并投放1.25万尾昆明裂腹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水域生态。六年间，法庭已推动43起案件、107名被告人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累计向赤水河流域投放本土鱼苗超过17万尾。不少曾经的生态破坏者，如今已转变为河流的忠诚“守护人”。

一脉清流，织就跨省协同防护网

生态保护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让司法力量孤军奋战。

鉴于赤水河系跨省界河流，上下游生态状况休戚相关。为破除地域壁垒，镇雄县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体系，于2021年联合云贵川三省共7家基层法院，共同签署《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意见》，建立起涵盖跨域立案、协同取证、执行联动、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协作机制。

自此，赤水河跨区域保护的“盟友圈”持续扩容。2024年，镇雄县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江津区等地7家法院再度签约，将协作版图拓展至长江上游更广阔的区域；2026年6月，该院又加入云贵川三省七地共同发起的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将协作范畴延伸至珍稀水生物种保育、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等更深层次领域。从一条河流到整个流域，从单一的司法审判到多地的协同守护，跨区域司法协作使生态保护彻底摆脱了行政区划的窠臼。

法庭“搬”到河岸边，法治扎根百姓间

生态保护最深厚的根基，在基层沃土，在亿万民众。环保法庭并未将审判工作囿于高堂之内，而是主动将庭审现场移至乡村广场、河滩林地，把环保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多年来，环保法庭干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镇雄县果珠乡的山林边，公开宣判失火案件；在母享镇的河滩上，公开审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同时，还在银厂村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设立了固定的巡回审判点。“人大代表最懂民情、最知民意，有他们参与，不仅纠纷化解更顺畅，更能带动广大群众投身保护行动。”环保法庭法官介绍，法庭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联合巡河、监督增殖放流，使司法审判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形成强大保护合力。

六年来，环保法庭已组织大型公开巡回审判12场次。每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都会就地以案释法，用鲜活案例向群众阐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重要意义。

如今，漫步于赤水河源头，河道中难觅非法渔网踪迹，山林间私设猎套也已绝迹。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者，踊跃加入护河、护林队伍。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悄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起居，让他们深切领悟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中新网乌鲁木齐7月24日电（袁鹏冲）近日，新疆吐鲁番盆地遭遇连续多日的≥40℃罕见高温炙烤，干热少雨态势愈发严峻。7月21日，地处高昌区城区约18公里外的东坎站记录到极端高温事件，气温飙升至49.8℃，一举打破了该站自1957年设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这一惊人高温数值，同时超越了不久之前——2026年7月4日吐鲁番站刚刚创下的49.1℃纪录，由此荣登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榜单。进入7月以来，吐鲁番盆地共有10个区域气象站（无人值守）观测到≥50℃的极端高温，其中8个站点的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各自建站以来的峰值；而7月3日，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鑫盐矿站更是监测到今夏盆地之最的51.4℃高温。

这场高温过程自7月10日启动，预计将持续至7月29日，堪称继6月25日至7月8日那轮酷热之后，又一次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且极端性极为突出的热浪，对当地农业耕作、文旅活动以及民众日常起居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冲击。

地形与环流交叠，催生年度罕见高温。据吐鲁番市高昌区气象局相关专家解析，本轮高温的峰值出现在7月21日，而每日最热时段集中于16时至19时之间。与历年同期气象资料对比，今年吐鲁番的高温过程展现出显著异常：国家级站点的最高气温两度跃居全国极值，≥40℃的酷热天数与≥45℃的极热天数均远超常年均值。

与此同时，昼夜温差明显收窄，即便夜间最低气温亦居高不下——7月4日吐鲁番站录得36.8℃的最低气温，形成全天候的持续闷热格局。高温波及范围广泛，火焰山、库木塔格沙漠等核心区域普遍出现48℃以上的极端温度，高温与少雨叠加气象干旱，酿成复合型气象灾害风险。

究其成因，本轮极端高温源于独特地形与异常大气环流的协同作用。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封闭的山间盆地，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高差悬殊，空气流通受阻，热量易于积聚而难以散逸。加之全域戈壁荒漠广布，地表砂石比热容极小，白昼吸热升温迅猛、蓄热能力强悍，为极端高温的生成供给了理想的下垫面条件。

从天气系统视角审视，近期东疆上空被大陆暖高压持续稳定控制，构筑起典型的“热穹顶”稳定环流。高层下沉气流经压缩而增温，区域晴空少云、辐射增温效能极强，既无显著冷空气干扰，也缺乏有效降水过程扰动，导致热量不断囤积，最终冲破气温极值关口。

面对持续不断的极端高温，吐鲁番的特色农业、文旅经济、水资源调配等领域正承受重压。当前正值葡萄浆果成熟的关键生育期，持续高温易诱发果实灼伤、叶片枯槁、土壤失墒，进而危及品质与产量。暑期旅游旺季恰逢极端天气，戈壁露天景区安全防控压力陡增，游客中暑与晒伤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全域蒸发量激增，农业灌溉用水告急，水资源统筹保供形势愈发吃紧。

针对此轮持续性高温，高昌区气象局先后发布高温橙色及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气象干旱红色预警信号，构建起分层分类的精准气象服务架构。面向葡萄种植户，推送农业气象灾害预警资讯，提示高温日灼与气灼风险，指导田间管理防护策略；协同文旅部门细化景区气象提示，划定高温高风险区域，引导游客错峰安全出行；针对户外施工、交通运维等行业单位，定向发送极端天气警示，督促落实错峰作业、轮岗休息制度，严防热射病等高温灾害。各类预警服务经由多元渠道直达基层一线，实现风险前置、服务落地。

据气象部门趋势研判，未来一周大陆暖高压系统仍将稳踞不退，吐鲁番高温态势难以迅速缓解，最高气温预计维持在43℃至48℃之间，艾丁湖等低洼区域仍有突破49℃的可能。局地短时对流天气对整体高温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公众应尽量减少日间11时至20时的户外活动，科学补水、注重防暑降温。户外作业人员须严格恪守高温作业规范，备足防暑物资，合理安排轮休避险，一旦出现中暑不适症状应及时处置就医。面对常态化极端高热天气，属地各行业需持续压实防控举措，科学应对高温干旱叠加影响，力保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运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