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于7月9日透露，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首次将创新药物纳入遴选范畴，此举旨在为未来更多创新药物顺利进入基本药物目录铺就一条可行路径。这场发布会由中新社记者周昕报道，当日国家卫健委专门就新版目录的详情向公众进行了说明。

龚向光在介绍中称，此次更新的目录总计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占据476种，涵盖791个剂型与1355个规格；中成药则达318种，涉及544个剂型与888个规格。这些数字背后，反映了目录结构的细致调整与扩充。

针对此次调整中如何体现对创新药发展的支持，龚向光阐释道，近年来中国药品研发领域突飞猛进，大量创新药物相继问世并投入临床应用，覆盖肿瘤、神经系统疾患、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重要治疗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患者的用药选择。本次目录更新，以基本药物的功能定位为基石，将临床价值显著、适用人群广泛、适合各级医疗机构配备使用作为核心遴选标准，并经由专家严格的技术咨询与评审论证，最终吸纳了4种国产Ⅰ类新药，其中包括3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1种中成药。

展望未来，龚向光强调，国家卫健委将紧随医药产业创新步伐，推动创新药物规范应用，确保医药研发成果能更快更广泛地造福民众。同时，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在目录的周期性动态调整与优化进程中，有效压缩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所需的时间周期，以此助推创新药产业的持续繁荣。

国家医疗保障局于今日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与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中，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清单。在此次目录调整的申报环节中，国家医保局累计接收基本医保目录相关申报信息共计800份，覆盖药品通用名称664个，经审查后有601个顺利过关，其中目录外药品368种，目录内药品233种，整体通过比例达到91%。与此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共收到申报材料62份，涉及62个药品通用名，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目录外品种57个，目录内品种1个，整体通过率高达94%。

值得关注的是，形式审查仅作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流程中的首道门槛，其通过结果只表明相关药品满足申报的基本条件，进而获取参与后续专家评审的资质，而绝不代表该药品已被正式纳入目录范围。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近日刊发一项古生物研究新成果，我国科研人员在陕西省南部距今约5.2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层中，发掘出32件微型管状壳体化石，其年代可追溯至寒武纪早期，推测为迄今已知的最原始头足类生物遗存。这些化石个体极小，长度仅数毫米，却保存着一根细长的管状构造，该结构被认为具备维持浮力的功能，恰是壳类头足动物所特有的生理特征。这项发现为探索鱿鱼、章鱼以及鹦鹉螺等软体动物的演化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

据论文披露，具壳头足动物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壳体内部存在一系列腔室，腔内通常充满气体或液体，而一根名为“体管”的细长管道贯穿其中，通过调控腔内水体的排出或吸入来实现浮力调节。既有化石证据显示，头足类动物的起源可追溯至约5.6亿至5.2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阶段，然而其祖先谱系的具体面貌，学界至今仍存不少争议。

在此次研究中，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长安大学教授郭俊锋协同研究团队，对采自陕西省南部寒武纪早期地层的32件微型壳体化石展开细致分析，这些标本的体长介于1.5毫米至4.4毫米之间。借助高精度观察手段，团队在多腔室壳体内识别出一条连贯的管状构造，并据此将其判读为体管结构，从而为化石的生物学属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基于上述形态特征，研究者将这些化石归类为一个全新属种，命名为“始角石”（Eoceras），并推断其极可能属于一种极为原始的头足类生物。从演化链条来看，始角石属或许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代表了早期具腔室壳体形态与后来拥有完备浮力调控系统的现代头足类群之间的过渡环节，为理解该类生物身体构型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

郭俊锋进一步指出，当前所获化石尚未展现出后期头足类所具备的诸多衍生特征，同时软体部分的结构因保存条件所限仍难以还原。因此，未来若能发现更多寒武纪时期的类似化石，或将为厘清头足动物最早期演化路径提供关键线索，并有望揭示其独特壳体构造的起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