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于7月31日对外发布消息，截至当日下午2点，今年以来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数量已突破234万人次，其中来自海外的入境游客达38.7万人次。

作为中国通往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空中交通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受益于中国免签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新规的正式实施，今年通过该机场口岸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总数攀升至27.1万人次。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入境人数达到32.7万人次，这一数字占据了全部入境外国游客的84.4%，彰显出区域航空枢纽的强劲吸引力。

根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的数据，在今年的暑期运输高峰期间，经由昆明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中，有56.2%将旅游避暑作为主要目的，这一比例彻底颠覆了此前以商务活动为主导的客流格局，展现出旅游市场的蓬勃生机。

为积极应对暑期持续高涨的出入境人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他们推出了入境卡“三办”服务，即提前办理、手机端办理以及现场引导办理，使外国游客能够通过线上平台预先填写所需信息；同时，引入“分区分类查验”的全新工作模式，借助大数据分析及智能化边检设备，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此外，还专门设置了涵盖英语、泰语、老挝语及缅甸语的多语种服务窗口，并面向老年人和孕妇等特殊群体开辟了便民绿色通道，确保每位旅客都能享受到便捷温馨的通关体验。

“从飞机落地到办妥所有入境手续，整个过程毫无障碍，标识指引一目了然，边防工作人员态度亲切友善。”7月31日，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女性游客在昆明机场入境大厅向记者分享道。她透露，此次云南之行计划停留两周时间，将前往大理、丽江等地，尽情感受“清凉一夏”的独特魅力。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消息，7月31日，该局在江苏省盐城市举办了一场针对光伏产业的价格合规指导活动，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决策部署，引导光伏企业舍弃单纯依赖低价竞争的旧路，转向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推动行业走向高质量增长轨道。

在此次指导活动中，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指出，光伏企业需深刻洞察行业现状，积极提升成本核算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构建并完善内部价格合规机制，主动开展自我审查与纠偏行动，强化依法经营和理性竞争的观念，坚决杜绝恶性低价竞争行为，以保障市场价格体系的稳健运行。

同时，总局呼吁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发挥标杆示范效应，严格约束自身的定价策略与竞争手法，为全行业树立正面典型。此外，行业协会应加强自我约束，积极落实《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引导企业防范并制止低价倾销等违规价格行为，共同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每晚少睡片刻，对身体的潜在冲击或许远超我们此前的认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科与外科医生学院（简称哥大医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揭示，成年人若连续六周每天都少睡约80分钟，体重便会平均增加1磅（约合0.45公斤），同时静坐不动的时长也将显著拉长。这一成果已于近期刊登在权威期刊《内科学年鉴》上。

研究结论再度印证，保持持续且充分的睡眠，或许在遏制体重攀升及降低肥胖相关健康风险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项目负责人、哥大医学院教授Marie-Pierre St-Onge指出：“充足睡眠似乎能成为抵御体重上扬以及心脏病、糖尿病等肥胖伴生疾病的一层重要屏障。步入成年后，体重往往悄然增加，而肥胖恰恰是心脏疾患的核心隐患。不过，单靠调整膳食结构与增加运动来应对体重问题，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且执行起来难度颇高。”

以往的多数研究，在探讨睡眠不足与肥胖的关联时，往往聚焦于极端状况下的睡眠剥夺，例如受试者每天仅能入睡四个小时。这类实验显示，严重缺觉会骤然放大食欲，诱发过量进食，继而推高体重。然而，St-Onge强调：“这些数据只描绘了极端情形下的图景，却未回答一个更贴近日常的问题——那些轻度睡眠不足者，比如每晚仅休息五至六小时的人群，体重是否同样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常见生活场景，团队将目光投向长期轻度睡眠受限的群体，这一现象大约困扰着三成成年人。研究招募了95名平时每晚能睡足七至八小时的志愿者。在首个为期六周的实验阶段，参与者的就寝时间被刻意延后了90分钟；随后进入第二个六周阶段，恢复其习惯性作息。整个过程中，受试者均佩戴腕式监测设备，用以记录睡眠与活动状况；研究人员还同步测定了体重、腰围、身体成分，以及若干与食欲调控相关的激素空腹水平。

尽管六周内仅增加一磅体重看似微不足道，但论文第一作者、同样来自哥大医学院的Faris Zuraikat提醒，这一变化发生在短短六周内，其意义不容轻视。他说：“我们期望模拟的是大多数成年人真实的睡眠节律。若以此推算至一整年，每晚睡眠减少不足一个半小时，就足以引发具有临床意义的体重攀升。” 此外，数据还显示，在睡眠受限的阶段，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明显减少，平均每天久坐时长增加了17分钟；而在男性与绝经后女性群体中，不活动的时间更是延长了近三十分钟。

Zuraikat补充道：“即使考虑到睡眠不足状态下清醒时间更长这一因素，参与者的静态行为依然较睡眠充足时更为突出。这一点值得警惕，因为长期久坐会显著提升慢性疾病的患病几率。”

这批参与者还涉足了另一项关联研究，结果显示，心血管代谢风险偏高的女性，若连续六周每晚睡眠减少约80分钟，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现象，而这正是2型糖尿病的关键诱因之一，尤其以绝经后女性表现最为显著。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在心脏病风险较高的男女受试者中，轻度睡眠限制竟会触发心脏区域的炎症细胞浸润。

“尽管睡眠限制究竟如何催化体重增加，仍需更多实验加以深挖，但我们的系列研究一致表明，睡眠匮乏会放大2型糖尿病、心脏病等肥胖相关疾病的潜在威胁。”St-Onge总结道，“下一步，我们亟需厘清的是，对于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群而言，改善睡眠质量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健康增益。”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